对比去年的郑俊英聊天室事件和今年的“N号房事件”，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异同。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以即时通讯为平台，传播含有性暴力、性剥削的影像，同时从线上发展到线下，性质十分恶劣；不同之处在于，郑俊英聊天室中涉及人员是实名的，而“N号房”具有高度的匿名性，因而手法更加恶劣，更加突破道德底线。但很难通过这一简单的对比推出互联网的匿名性和虚拟身份致使人突破道德底线，互联网本身并不是堕落的因素，人在任何科技条件下都可以成为禽兽，科技不过是一种表现形式。

在韩国层出不穷的性丑闻中，科技所扮演的仅仅是最微不足道一个角色，令人震惊的部分从来都在于人性的恶，而非科技还能如此用来做恶。在韩国当下的社会文化状况下，爆炸性的性丑闻并不会因为一种形式为人所警惕而禁绝。如果说法律是底线的道德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它所守护的东西就是道德的底线。韩国性犯罪相关法律守护的是保守的儒家传统性道德，但在司法层面上又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维持一种对性交易极其暧昧的态度，为社会性道德的腐化保留催化剂。与此同时，性别文化建构并未因社会运动此起彼伏而荡起波澜，韩国社会一面依赖女性经济创造财富，一面又无时无刻不维系男性的绝对权威，维持甚至不断加剧不平等的状态，这种自我冲突的社会文化建构模式内部具备巨大的戏剧张力，只要这种张力还在，这种戏剧性的大新闻就不会丧失滋养它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