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继承、发展了古希腊和17、18世纪英、法幸福论伦理思想传统，建立了一个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完整的幸福论伦理思想体系。

费尔巴哈反对宗教超自然主义和康德、黑格尔等人的理性主义道德理论，强调现实生活的幸福和对人的爱。他认为人的本质就是感性欲望，而人的基本欲望就是追求幸福，意志只有在追求幸福的意义上才是自由的，它服从追求幸福的必然性，追求幸福的欲望也就是“绝对命令”，是一切道德行为藉以表现的自然基础。费尔巴哈把幸福看作是道德的目的、内容和原则。他指出，善就是与人对於幸福的追求相适应的东西，恶就是和这种追求相反的东西。在他看来，幸福就是某一生物的健康、正常的或安乐的状态，生命本身就是幸福。他认为，幸福是德行的前提，没有幸福就没有德行，如果没有条件取得幸福，也就没有条件维持道德；如果缺乏生活上的必需品，也就缺乏道德上的必要性。他强调，生活的基础也就是道德的基础，凡是成为生活规则的东西，同时也应当成为道德的规则，如果缺乏生活上的必需品，就可能失去道德上的必要性。

费尔巴哈把追求幸福的道德看作健康的、与人的本性和人生相一致的东西，认为人的第一个责任就是使自己幸福，就是自爱，道德必须立足於利己主义的原则。但是，他反对那种恶的、残忍的、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主张善的、富有同情心的、合乎人情的利己主义，即合理利己主义。他认为，人是社会的人，只有在人与人的关系，我与你的关系中，才能有道德，道德实际上就是同别人发生的关系。在他看来，人性不只创造了单方面对幸福的追求，而且也创造了双方面和多方面对幸福的追求，自我独立存在的道德是无内容的虚构，如果不同时满足他人对幸福的追求，自我对幸福的追求本身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在使自己幸福的同时，又使别人得到同样的幸福，这就是道德；真正的自爱是在对别人的爱中得到自己的满足。他还指出，在社会的交往中，本人的利己主义的满足也就是别人的利己主义的满足，正如性爱的幸福是相互的一样，生产者与消费者、买者与卖者之间的幸福也是相互的，正义同样是相互联系著的双方共同的幸福。因此，他强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并试图把这种道德推广到家庭、集团、社会、民族和国家，实现他所谓的“普遍的利己主义”，即最高级的利己主义。

在费尔巴哈看来，这种合理利己主义道德同良心、义务是一致的，认为良心只是自己的幸福和他人的幸福之间的“仲介物”，是“他人幸福的代理者”或“在我自身中的他我”，而纯洁的良心就是使自己幸福也使他人得到幸福；意识到他人的苦难而加强了的同情心，是道德的最坚实可靠的保证。因此，他强调人不仅应对自己尽义务，也应对他人，包括家庭、社会、民族和祖国尽义务，只有把对自己的义务看作是对他人的直接义务，才有道德意义和价值，并且只有无条件地以他人的幸福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的人，才是善的和有道德的人。

但是，费尔巴哈所说的人并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上的人，除了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其他什麼人的关系。因此他的伦理思想虽然包含著个别带有历史唯物主义萌芽的命题，但从整体上说不过是“完全适合於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爱的宗教”，在一定程度上起著掩饰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调和阶级斗争的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