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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国民党高官汪精卫叛国内情:遭暗杀为求自保

时间:2012-09-18 |  来源:黄石网 收集整理|  点击:


    1938年底,正当中国抗战进人相持阶段时,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一度扮演过英姿风发、慷慨悲歌的民主主义革命斗士的汪精卫何以最终堕落为遗臭万年的汉奸?汪氏叛国投敌的心理动机何在?本文拟就此作一探究。
  一、“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民族失败主义和混乱不堪的“民族主义”思潮是汪精卫对日议和的心理基础和诱因
  长期以来,汪精卫认为:日本是个“强邻”,中国不可与之相比,“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亦幼稚不完备”,故而主张对日木的侵略应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据此,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妥协方针。汪氏辩解道:“中国为什么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呢?因为中国比较日本进步迟了六七十年,中国的国防力量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然而,自九一八以来,中国的外交内政的方针是怎样呢?总括说来,在外交上不能挡住日本一步一步的进来,只能想此办法,使我们退得慢些。”正是在这种妥协求和的思想指导下,汪氏在当行政院长时,亲手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和《何梅协定》,并认为是对国家负责的表现。
  抗战爆发后,汪氏仍顽固地坚持其中国比日本落后六七十年,抗战必败的观点。他说:日本是“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中国“军事、经济一切社会组织及社会能力都落人后。”“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正是从“事事不如人”的国情观出发,汪精卫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所以应该能和则和。”但是,“和”并不是去投降日本当汉奸,而是欲待国力增强,具备抵抗日军的条件后再试图抵抗日本。1938年10月底,汪精卫说:“以我的主张,现在还不应该发动抗战。候我们有了飞机,可以答复敌人的飞机,我们有了大炮,可以答复敌人的大炮,到那时我们再打。”
  诚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批判亡国论者时所言:他们“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依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从这种没有根据的、错误的前提出发,汪精卫叛国投敌就具备了逻辑起点和心理基础。
  早年,汪精卫受民族主义思潮裹胁、推动,投身政治斗争。然从一开始,汪氏的民族主义总想就十分混乱,既渗合有大汉族主义乃至沙文主义的因素,又不能区分帝国主义时期的民族斗争与以前的民族斗争的质的不同,且往往将民族主义误为种族主义。
  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就宣扬过:必须由单一民族建立“民族主义的国家”。在中国,须以汉族为主干实行民族同化;在国际上,凡有政治能力的民族,将要建设单一民族统一的国家,这就是民族主义。而民族帝国主义的含义是指本民族巩固后广收他族以求膨胀。正是从这种错误的民族世界观出发,“七·七”事变后,汪精卫荒谬地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类比于元朝灭宋、清朝灭明。他说:“中国历史上为外族所侵略半亡者数次,全亡者两次,这些亡,不是侵略者将我们四万万人杀尽,能将我们四百余万方里毁尽,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性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性的人,将自家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当日本侵略者打出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旗号,妄图欺骗中国人民,汪精卫便用以种族主义为核心的“大亚洲主义”的卖国理论相呼应,极力鼓吹:欧美白种人在吞啮了红色、棕色、黑色等有色人种之后,威胁了黄种人。中日同属黄种人,属同文同种,因此,中日之争是“兄弟之争”,“冤仇宜解不宜结”,完全可以“重归于好”,“只应为友,不应为敌。”从人种自救的目的出发,‘旧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以独立灭亡中国,一条是与中国协力共保东亚。”因为中弱日强,由日本为首领导,改造东亚是天经地义的。故而中日战争是“中国解脱英美侵略势力千载一时之良机。”
  归结起来,汪精卫的民族失败主义是其对日议和的思想动机和逻辑起点,而其混乱不堪的“民族主义”思潮则构成了汪氏对日议和的理论支柱和必然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