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师生类话题】

谢邀。名师一般出于名校，名校大多依仗名师。我专门追问过家严和家慈师生恋老夫少妻的故事，那当然是悲剧，越是名校名师，越是悲喜交织，其影响绝不止会伤害到一两代人⋯⋯

李兰颂：《延安文艺录：文学数字谜[031]》

一

我的悲哀在于我的一家，原因是我的一家竟没有在一个饭桌上吃过一顿饭，这一现象在一般家庭里绝对是不常见的；然而，这又绝对不是源于战争或饥荒，只是因为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直接导致我的一家从来就没有团圆过。我的一家的形成，的确又是来自应该富有文学色彩的所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成立之初，家父李又然选择过大学校长、文艺院团领导、驻国外特派记者或出使文化参赞等，去了、干了，终于当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唯一的专任教员。

1951年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家父李又然作为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第21团党委委员、携中央文学研究所部分学员在广西邕江土改；此时即将在辅仁大学毕业的家母刘蕊华赴江西景德镇土改。1953年年底、1954年年初，从中央文学研究所毕业的家母刘蕊华与家父李又然订婚并结婚，收到的贺礼现今可查的有：李可染所赠、齐白石所刻“又然”“蕊华”篆印一对，萧军所赠、卣丁所刻“李印又然”“刘蕊华”篆印一对，吴介民所赠刻有微雕象牙笔一对。

家母刘蕊华，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研究生，是家父李又然的学生，是经支部书记马烽代表组织开介绍信登记结婚的，是《文艺学习》期刊的编辑⋯⋯我的一家的形成，也与中央文学研究所自然密切相关、当然密不可分。父母生我们姐弟三个——姐1954年生，我1955年生，弟1957年生。1955年第2期《文艺学习》刊登过刘蕊华文章《1955年度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是谁?》答复惠特曼、席勒、安徒生等六位被列为世界人民要纪念的文化名人。

正是在我出生的前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纷至沓来。家父李又然开始保别人。他写信给中央最高领导人本人或秘书，请求宁可在监狱里用梁宗岱，也不要动用极刑；他在支部会上公开为已经被列为运动斗争对象的人担保，说自己死也不信鲁藜是胡风或反革命分子。如此不顾个人安危保别人的人，必将付出搭进身家性命的代价；整人的人几次整你，你都翻身，整你找理由还找不着，你却自己送上门来。于是，整人的人又大肆整人，挨整的人惨遭灭顶之灾。

二

1954年8月20日，家父李又然填写中央宣传部干部履历表，写到个人小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1949年3月到北京；7月南下；9月奉调返京，参加国际工作；年底进医院。在医院和疗养院一直住到1950年10月，同年11月进中央文学研究所当教员，至今仍任原职。1952年，和大（世界和平理事大会）通过中央文化部来调，叫到布拉格去工作，因当时在广西参加土改，未得通知，没有去。

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一班学员胡昭在《痛失宗师——对艾青先生的点滴忆念》（本文节选自《吉林日报》1996年，收入《胡昭文集·散文随笔选》2001年1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第一版）文中披露：

我最早知道艾青，是1947年。当时就读吉北联中，校长老师李又然（当时化名叫李则蓝）与艾青同为浙江人，最早在法国巴黎就结为战友情谊，一起从事革命活动，拿起笔做刀枪，向反动派斗争。又然师手里有艾青送他的诗集《大堰河——我的保姆》《黎明的通知》，长诗《向太阳》《雪里钻》等等。那时我是个饥渴的少年，接连吞下这许多珍馐美味，得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消化。

又然师慢悠悠地给我讲艾青身世和二人的交情。二人相识于塞纳河畔，投身于黄浦江边的殊死斗争，抗战爆发先长江、后黄河，以至于住进陕北窑洞，战斗在延河之滨，共同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又然师从延安行军到东北，艾青从延安行军到华北，他们举办学校、筹建文联、主编报刊、参加土改，胜利会师于北平，参加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壮举。

又然师南下至汉口奉调返回北京，先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待命，后调至中央文学研究所主持外国文学教研室，艾青每有新书赠他，他都寄给我读。我从吉林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又然师带我去拜望艾青，我在课堂上听艾青谈诗⋯⋯

在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第21团暨广西省委土改工作团第二团，李又然、艾青都是团党委委员，住在团部老口镇，我们每到团部开会都可见到二位师长，三个人常常在小镇上走走，或在他们住处的院落里坐坐。

据毛宪文、贺朗著文《丁玲——伟大的文学教育家》（《武陵学刊》2010年第1期/第35卷第1期）回忆，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研究生班全部学员25名，他们是：

来自北京大学的有毛宪文、谭之仁（白榕）、白婉清、王有钦（贺朗）、许显卿、张保贞、曹道衡、李仲旺、宋淑兰；来自辅仁大学的有龙世辉、王树榘、王鸿谟、邸金俊、刘蕊华、王文迎；来自清华大学的有周永珍；来自复旦大学的有张泰芳、杨文娟、张兴渠；此外还有青年作家玛拉沁夫、刘真、左介贻、张凤珠、钱峰、颜振奋。

以上名单，一位不拉，整整25大员。不是因为回忆的人记忆力强，而是情感重，责任心更重。如此完全的同学名单，仅在鲁迅文学院也很罕见。即使被当作庆祝建院50周年所陈列的展板上的表格说明文，也是缺这少那的。

我见过毛宪文，他刚从一所中学回到恢复后的文讲所，出差到哈尔滨，专门到家里看望我母亲；也见过周永珍，是在她的工作单位考古所的大门口；还在虎坊桥宿舍楼采访舒群的同时，顺便见过也在同一座楼里住的玛拉沁夫⋯⋯

至于老师，按延安例，称作教员，不叫教授。有据可查说这话最权威、最准确的有两个当事人，一个是康濯，一个是马烽。他们作为当时的所领导把本所教员、辅导员和外请专题讲座的作家、专家，分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

三

康濯：《情忆开国之初》

记得是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1950年初夏，好几种花正开得争鲜斗丽，丁玲同志约了田间、马烽、作家协会几个同志和我，在那里喝茶。风软花香，光摇柳摆。想起来真乃一派舒畅、轻柔的诱人景色。然而，当时我们几个刚从十来年农村游击战的解放区进城不久的年青一伙，还远没脱去“土包子”气，对园景、轩情与花颜、茶味都还不熟不懂，无反应无兴趣。只有几碟点心在不断塞进嘴里去，同时边吃边说。

“生活还有，也能写，可就是写不好，提不高。”我说，“解放区一批文学青年，营养不良，先天不足，非得有个环境好好读读书不可。”

田间谈起了陈登科。他写的《活人塘》寄给《说说唱唱》的赵树理，老赵看了好几遍，又求我们几个编委一定要再看一看。田间看了，说好，又说还不成文。错别字太多，赵树理给改了；有些用自造的符号代替的字，老赵也猜出了几个，可还有一些没猜出。赵树理要我看，我得知情况后坚决拒绝，但搁不住他的缠磨求告，留下了稿子。等看下去以后，有时真高兴，写得太妙了，那么强烈、动人；可有时又气得不行，稿中经常出现一个“馬”，像馬字却又没有下面四点儿，这是个啥字？看着看着，多次从上下文反复猜度，感到应是个“趴”字。后来发稿前请陈登科来京修改时一问，他说：“是‘趴’字呀！马没了四条腿，不就趴下哪！”

丁玲同志笑了，她已找陈登科谈过，人家也急盼着学习。她还讲起刚刚出版《平原烈火》的徐光耀，小说应该说很不错，但也是文化不高。这样的青年作家还多，大家又举了好几个。

这一类的谈话不只一次，在作协，在丁玲同志家，在北海。也找过茅公——当时的文化部长，我们惯称沈部长；找过周扬同志以及文艺、文教、宣传各方面许多同志。有人说：“你们是要丁玲同志领头，办个翰林院！”可我们哪能比翰林院！也不想去比！丁玲同志只不过深感于民意，想领着我们办个帮助、培养青年作家进修的场所。

此种意图很快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丁玲同志的报告获得批准，决定成立直属文化部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以丁玲为所长，张天翼为副所长，田间和我任正、副秘书长，我讲明了是边工作边学习。1950年夏天开始正式筹备，11月学员入学，进展之快是今天难以想像的。这就是后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前身，今天可已是鲁迅文学院了。

招生对象首先由各地推荐，关键是看作品。丁玲同志概括各方面的意见说：

“总得有陈登科、徐光耀，也不能个个都像他们。不过总也得是开始有点成就的，或是有几篇作品还可以，至少要在写作上确实有前途，有希望。”

我们又和丁玲同志一起，找青年作家，找领导和专家，研究学习方针和计划。找茅盾、周扬，找叶圣陶、郑振铎、胡风、黄药眠、杨晦，找老作家们。

于是请讲课老师。有些是丁玲同志亲自去请。郑振铎、李何林同志分别系统地讲古代、现代文学史，游国恩、余冠英同志讲古典文学，胡风、杨晦同志讲文艺论，曹靖华、冯至同志讲外国文学。丁玲同志还亲自请胡绳同志讲哲学，黄药眠同志讲美学。茅盾、周扬、冯雪峰同志也都去讲过课。许多课不仅我们听，丁玲同志也来听。有次马烽提议说：还应该多讲点艺术。丁玲同志采纳了这个意见。她对所有讲课的老师都提出过：“请多谈艺术，多作艺术分析，我们这些土包子学员很需要这个。”后来课堂上理论、知识和艺术规律确实融汇得比较好。艾青、王朝闻同志讲课，丁玲还特别请他们谈了些美术。请俞平伯同志讲《 红楼梦》，有时真把大家听得入迷。

本所的老师李又然同志讲白居易的诗，往往一步步把大家带到无言的意境，然后他在台上久久不语，大家在台下也好像给感染得不停地心头直颤。

那时我常去多福巷丁玲同志家里汇报工作，有一回丁玲同志和我说，“还是要多请些作家去讲创作。”于是我们又掂算，赵树理、刘白羽、杨朔已去讲过了，啊，还应该请柳青、周立波、高玉宝。

接着，陈学昭、雷加、碧野、逯斐这些同志也都到了讲习所，写作之余讲讲创作，搞搞辅导。

附记：摘自康濯：《人民文学》（1986年4月号·总第三一九期）。

四

马烽：《专职教员只有老诗人李又然一人》

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牌子是1950年冬天就挂出了，那时是初级阶段，只是搭起了个架子。上级任命丁玲为所长，老作家张天翼为副所长。秘书长是田间，副秘书长是康濯。这个单位是由文化部和文协双重领导，文协只管业务；行政、党务工作属文化部。上级党委指定我担任党支部书记。这事是丁玲同志传达给我的。我当即向她说：我不愿意担负任何职务，只要求当学员，认真学习几年。同时也说了一些理由，要求她向上级党委反映我的要求。她说：“你的意见，我当然可以替你反映。”停了停，她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口气说：“其实我也不愿意当这个所长。所长是多大的官？和派出所所长是同一个级别。你想专门学习，我想专门去搞创作。要不咱们一块儿都辞职吧！”她这样一说，我也就只好接受了这一任务。

文研所从开始筹备的时候，教学方针就确定为“自学为主，讲课为辅”。而当时专职教员只有老诗人李又然一人，后来这才又调来雷加、碧野、蔡其矫、西戎等几位担任辅导员。而主要课程，只能邀请各大学的一些专家、教授以及社会名流担任。而这些人又都有自己的教学任务和繁忙的本职工作。经过我们多方努力，有时丁玲同志也亲自登门邀请，最后终于得到了他们挤时间前来授课的允诺。

文研所是1951年2月间正式开课的。胡正本来是随军到了四川《重庆日报》，现在也来学习了，另外还有以前延安部队艺术学校的几位同学。其他各根据地来的人，虽然以前不认识，但也读过他们的一些作品。因出身经历大致相同，很快也就熟悉了。大家都是要求进一步提高。对课程的安排也非常满意。讲授古代、现代文学史的是郑振铎、李何林；讲授古典文学的是游国恩、余冠英；讲授外国文学的是曹靖华、冯至；讲授美学的是蔡仪、黄药眠；另外还经常邀请一些名人、专家如：俞平伯、胡风、冯雪峰、周立波、赵树理等人进行专题讲座。政治学习，我们除了文化部党委布置的学习文件外，还增加了马、恩、列、斯论文艺。至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经常要读的文件了。

1953年夏天，第一期学员结业以后，基本上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只有少数几个人做了调整。那时候北京各出版社、文艺刊物编辑部都缺年轻编辑，他们很快就被一抢而空。后来其中不少人成为了这些单位的骨干。

附记：摘自《马烽文集》第七卷（大众文化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

五

有人著文回忆：《中央文学研究所学员、师资和课程(1)》——

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校址在鼓楼东大街103号，另外在鼓楼东大街156号和后海北官房27号有房产（主要是做学员的宿舍）。

从1950年开始的丁玲时期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央文化部和中国文联共同管理），到1953年后的田间、公木时期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全国文协管理），前后经历7个年头，开设四期五班（第一期两个班），结业学员279人。经历1955年的“丁陈反党集团”事件和1957年“反右”运动，中央文学讲习所被迫终结。

直到1980年，重新恢复建制，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李清泉任所长，徐刚任副所长）。1985年改称“鲁迅文学院”（唐因任院长，1991年由刘白羽接任），终于实现与前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名称接轨的宿愿。但此时的“鲁迅文学院”，或者说中国作家协会，与风起云涌的20世纪50年代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以上这段文字大致可以，再深究些则含糊了，该文明显有不认真、不讲究、不确定之处，即使引入被当作庆祝建院50周年所陈列的展板上的表格说明文，也是缺这少那的——

下面所附表格，是2000年鲁迅文学院庆祝建院50周年展览时制作，但中央文化部1954年1月的公文所示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并附有方印图案，特此说明。

中央文学研究所学员的选拔方式和标准，在上一节的“草案”中已有详细说明。第一和第二期学员属于调干性质，有些学员同时兼工作人员，比如马烽、徐刚等同时兼任文学研究所的干部和老师。综合鲁迅文学院展览资料和学员回忆文章，前四期五班的学员情况如下：

1. 第一期第一班为研究员班，1950年10月入校，1953年6月结业。学员有：

马烽、西戎、李若冰（沙驼铃）、唐达成、陈淼、古鉴兹、徐刚、陈登科、李纳、刘德怀、周雁如、司仃、张今慧、吴长荣、王雪波、高冠英、郭小兰、王慧敏、段杏锦、董伟、逯斐、葛文、胡正、王景山、王谷林、丁力、雷加、张学新、杨润身、徐光耀、朱靖华、胡昭等。

2. 第一期第二班研究生班，1952年9月入校，1953年8月结业。学员有：

曹道衡、马拉沁夫、毛宪文、刘真、张凤珠、龙世辉等。

3. 第二期1953年9月入校，1955年3月结业，学员有：

邓友梅、张志民、白刃、孙静轩、沙鸥、苗得雨、赵郁秀、胡海珠、刘真、王谷林、和谷岩、王有卿、刘超、沈季平、漠南等共43人。

另外还有24名是第一期转过来继续学习的。第二期实际上是67人。

4. 第三期是1956年上半年的短训班，学员有：

吉学沛、李学鳌、胡万春、流沙河、梁信、钟艺兵、任大霖、王剑青、胡景芳等60人，主要是从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代表中挑选的。

5. 第四期文艺编辑班1956年10月入校，1957年6月结业。学员有：

马德波、王平凡、王成刚、王占彪、李 昭、高歌今等99人。

总的来看，第一、第二两期学员的素质比较高。第一班成名作家比较多，主要来自老解放区和解放军的青年作家。第二班是从各大学选来的：曹道衡、毛宪文、白婉清、王有钦、许显卿等来自北京大学，龙世辉、王鸿谟来自辅仁大学，还有复旦大学等高校的。

该文所谓“第一期研究员班和研究生班两班共53人”误差太大。简单推算，第一班列32人，据我所知至少还缺张德裕1人，第二班列6人，至少还缺毛宪文、贺朗所列刘蕊华、周永珍等19人。那么，将第一班至少33人和第二班肯定25人相加，“第一期研究员班和研究生班两班”至少“共58人”。至于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人数则所列名单显然不够。

六

据中国作家网统计并发布，自1951年1月8日正式开学以来，曾经先后担任过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的专职教师、外聘教师的部分人员约计——

专职教师有：

丁玲、李又然、玛金、吴伯箫、张天翼、公木、田间、萧殷、阿红、杨晦、周立波、秦兆阳、陈学昭、康濯、马烽。（15人）

外聘教师有：

老舍、陈企霞、赵树理、艾青、邵荃麟、郭沫若、何其芳、游国恩、胡风、萧三、吕淑湘、光未然、茅盾、聂绀弩、李何林、吴组湘、周扬、冯雪峰、陈荒煤、夏衍、严文井、曹禺、谢冰心、周建人、李广田、郑振铎、余冠英、柳青、黄药眠、张庚、柯仲平、孙伏园、杨宪益、冯至、叶君健、卞之琳、方纪、杨朔。（38人）

以上，分出“专职教师”和“外聘教师”之别，却未分出“专任教员”和“辅导员”两个岗位，严肃对待起见，正本清源为好，这毕竟关系到课程的设置和讲课的质量。而《中央文学研究所学员、师资和课程(1)》文，不仅未分出“专职教师”和“外聘教师”、“专任教员”和“辅导员”之别，却使用“主要授课老师”的提法，混沌吞枣一般，弄糊涂你拉倒：

鲁迅文学院提供的主要授课老师名单（按姓氏音序排名）：

阿红、艾青、卞之琳、冰心、蔡其矫、蔡仪、曹禺、曹靖华、陈荒煤、陈企霞、陈学昭、陈涌、陈占元、丁力、丁玲、杜秉正、方纪、冯雪峰、冯至、公木、光未然、郭沫若、何其芳、胡风、黄药眠、康 濯、柯仲平、老舍、李广田、李何林、李霁野、李劼人、李又然、刘白羽、柳青、庐隐、吕叔湘、吕荧、马烽、玛金、茅盾、聂绀弩、裴文中、彭慧、阮章竞、沙鸥、邵荃麟、孙伏园、孙家琇、孙维世、秦兆阳、田间、吴伯箫、吴兴华、吴组湘、夏衍、萧殷、萧三、严文井、杨晦、杨思仲、杨朔、杨宪益、叶君健、叶圣陶、游国恩、余冠英、俞平伯、张道真、张庚、张天翼、赵树理、郑振铎、钟敬文、周立波、周扬。（76人）

授课较多的老师是郑振铎、李何林。

在学员的回忆中，游国恩、李何林、李又然、丁玲、郑振铎、杨宪益、冯至、曹禺、孙家琇等老师的课较受欢迎。

七

中央文学研究所，所谓最高文艺党校，不叫教授叫教员，不叫研究生叫学员，学员也当教员、辅导员，也是作家，也当编辑；没有政务院暨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规定的课程设置、考核标准、资格认证⋯⋯于是，人不一样，感受和收获也多有不同——

徐刚：《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

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布告：任命马烽为第一期第二班班主任，我和李方立为副主任。⋯⋯

丁玲交待我们，这个班的任务，主要是改造思想，要用一半的学习时间和工农在一起生活。1953年初，我和李方立带领二班学员下乡下厂。我带龙世辉、张凤珠、李仲旺等九人到青岛国棉六厂。这是劳动模范郝建秀所在的纺织厂，纺织工业部已总结了郝建秀的工作法在全国推广。我们分别在各车间参加劳动，参加党、团、工会工作。

6月，我们返回文研所。以后，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所部叫我总结第二期第二班的工作，我想到李又然老师在教学中的几件事：

李又然讲语法修辞时，讲到李清照的词“人比黄花瘦”，他说：“你们看，我的脸比黄花还瘦。延安整风时，他们用香头儿捅我的鼻子。”用南宋女词人的词和他在延安整风中的遭遇相联系，风马牛不相及，联系不起来嘛。

又有一次，玛拉沁夫拿着李又然选的两篇作为教材的作品，一篇是鲁藜致阿垅的诗《要区别开来》，一篇是匈牙利作家写的小说《可笑孰甚》，问我：“李老师选这两篇作品当教材是什么意思？”我看了也感到莫名其妙。

二班同学议论李又然生活中的事，是可以理解的；教学中的问题则涉及到原则。我在总结工作时用正面的语言写到：本所教师授课最好有个经过集体讨论的教学大纲，不要随意性太强。这个总结激怒了两三位教师。所不便召开会议讨论二班总结的问题。三位教师厉声批评我，马烽、邢野保持沉默，田间揽过责任说：“这总结是我叫人印发的。”丁玲在会中走来走去最后说：“我们的水平都不高。”

过后，丁玲在多福巷家中设了一席便宴，李又然见我坐在席上扭头就走。丁玲说：“他有病，我们吃我们的。”这时我才想到丁老师可能是想在席间淡化这一问题的矛盾。

附记：摘自于徐刚《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一书（属于内部资料，非公开发行品，200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孙用翻译的以《春天的歌》为总题目的戈尔札克小说七篇，于1931年，由中华书局按现代文学丛刊印行，计266页；不知道家父李又然当年选用的是否这个版本——七篇小说的各题目为：⑴可笑孰甚；⑵毫无趣味；⑶打倒清洁；⑷堂倌者人也；⑸职业；⑹春天的歌；⑺讲文法的一课。由于本文的篇幅所限，就不把戈尔札克的小说《可笑孰甚》找出来，看看因为什么值得一读，读者愿意就找来读吧。

鲁藜的诗，现在读来依然令人震撼，很适合第一期第二班学员日后作为文学编辑阅读，从那时到目前，很少有如此肝胆的文艺批评，更何况是用诗来写的。马拉沁夫那时年龄小，不谙事理，不足为奇。徐刚作为第一期第一班学员、第一期第二班副主任，以“原则”要挟教员，显然不讲“原则”，不懂“原则”。其实有必要把鲁藜的这首批评诗、哲理诗找出来给读者看看，何谓坚持“原则”一目了然。

八

一道革命、齐跻文坛、共同抗战、赢得解放的师友同事，新中国成立后可争执的教与学和名与利太多了，扣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及腐朽生活方式的帽子，是极左年代的最卑劣手段，无须任何事实而以思想揣摩定罪，一定一个准儿。整人的人如此整人，挨整的人如此挨整。

文学界从来就不是一块净土，教与学，名与利，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无论怎样表面不说、几番更名，也无法回避和掩饰实质，而其中每一个教员工作的态度和生活的细节，足够学员牢记一生，历经波澜的几十年后也多有回忆。

周永珍：《我们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畅》

先生悄然离开人间，倏忽已半年，他那模糊的身影，常晃动在眼前。

认识李又然先生，是在1952年。那年暑假，我毕业分配在文化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一天，上世界文学课，李又然先生来到我们教室，他面庞清瘦，微突的眼睛带一点血丝，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稍大。他讲话态度和蔼，面容慈祥。他允许同学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有的时候，同学公开提出相反的意见，他不生气，还说：“好啊！应该有自己的见解，独立思考么！”我们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畅。

当时文学研究所分在两处，一部分在鼓楼东大街，一部分在什刹海后海南河沿。先生住在鼓楼，我们学习住宿在什刹海，除去上课，有的时候上晚自习，先生也到我们这边来。大家围坐在先生周围，请他讲述文学大师的名著和故事。还有的时候，我们湖岸散步、竞舟湖心，先生或夹在同学中散步，或倚栏观看。同学们都很爱戴他，有的背地里称他李妈妈。这并非有丝毫贬义。人们习惯说，严师如父，可是先生却慈祥得像个母亲。

三个月的授课过去了，要求每个同学交一篇论文。我写了一篇什么，题目和内容全已忘记，但是记得受到先生的特殊嘉奖。因为当时我想离开文学研究所，先生不加另眼，反给予鼓励，我深深敬仰先生的为人和修养。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先生被下放到河北农村，此后一别二十年⋯⋯

1978年底，一位外地同学来找我，一见面便告诉我，李老师住在北京。我们决定一同前去看他，乘地铁在翠微路下车，进了一条巷子，曲折向北向西，来到一间面朝北的房子。门口是用木板搭盖的挡风阁子，两间简陋的小屋，可以避风雨。室内凌乱地放着一些书籍和生活用品，房间正中放着一个装了烟筒的蜂窝煤火炉，先生贴近火炉而坐，两手拥抱火炉取暖。他只穿了一身破旧的蓝色棉衣裤，目光呆滞而无神。因多年不见，我们报了姓名，先生才嘴角微动，以笑作答。我们伫立良久，不知说什么才好，还是先生说：“你们坐吧！”我环视四周，没地方可坐。还是那位同学搬来了一条木凳，才开始了我们的谈话。我问先生：“您好吗？”先生说：“好，还好。”声音是那样的低沉，我顿感心酸。我们问到先生的近况，过去二十年的经过，先生回答极简单，也毫无怨言。我们谈到先生过去的妻子，因为彼此都是熟识的。先生说：“是我对不起她！”先生一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不会交绝而出恶声的。

我们想在先生身边多停留一会儿，约他一同吃饭，先生表示同意。在颠簸的土路上，我们分别走在先生的两旁。初见到他的时候，那种压抑的心情完全消失，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送先生从什刹海回鼓楼东一样。来到一家餐馆，顾客寥寥无几。我们选了一张靠近火炉的位置坐下，要了几道菜和少许葡萄酒，缓慢地用着。先生很少说话，他端坐，背已略驼，目光竟变得深邃而平静了。

辞别先生归来，行路更加颠簸。我们默默地走着，只有天边几颗寒星，点缀着，这初冬的北京。

此次见到先生以后，唯一希望的是，能看见先生更多的文章。1980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先生追念冯雪峰同志的悼文《比我淋更多的雨》。仅看题目，我的双眼就已被泪水模糊了；文章虽短，意味深长，我仿佛见到先生在雨中被淋着，头发散乱，脸上淌着雨水⋯⋯

先生1906年4月16日，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与人合伙开鸡鸭行的商人家庭。他在老家慈溪长大，十几岁回到上海进钱庄做学徒、银行当练习生。20年代末，他刚到欧洲留学不久，即在巴黎参加了法国共产党，其间秘密为《赤光》撰稿，与罗曼·罗兰通信，与艾青相识，也从哲学转向文学，自然更染上了有《马赛曲》风范的人道情怀。从30年代初回国到抗战，他积极而无畏地从事世界语者运动和反战工作，终于得以在1938年3月10日抵达延安，直到八年以后，随部队行军至东北开辟解放区，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他的散文名篇以及结集大多属于——战争年代的沉雄犀利的战士美文，即《国际家书》和《伟大的安慰者》。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将近三十年间，先生自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以后，就几乎再没有安定过，在运动中历尽磨难，先后两次九年下乡劳改，73岁那年才得以平反。他以最后的力量向人生终点冲刺，拼力写出一批散文与诗，在报刊上发表，但终因已身心憔悴，于1982年住进了医院，从此一病不起，1984年11月13日长逝，享年78周岁。令人遗憾，由丁玲、陈企霞先生分别作序的《李又然散文集》的正式出版，已是李又然先生身后之事。

是的，永志不忘，我们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畅。先生的一生，忠于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学贯中西；他豁达大度，助人为乐，心地坦诚，诲人不倦，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附记：原载于1985年7月15日《江城日报·松花湖副刊》。编者在按语中指出：李又然同志于吉林解放初期，在我市工作和生活过，主持筹建过吉林省文协，主编过《文艺》周报、《文艺月报》。本刊曾于1982年初夏，派人进京邀他撰写《江城琐忆》文章。不料他因病住院，未能如愿；更未料到他一病不起，两年后溘然长逝。现发表周永珍同志文章，为永久纪念。

孙肖平：《中国作家的摇篮》

接到鲁迅文学院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通知后，不禁有些激动。阔别已久的北京鼓楼东大街103号顿时又有声有色地出现在眼前：

丁玲老师的激情和她那富于魅力的独特见解，像母亲的乳汁哺育着朝气蓬勃的弟子们；

冯雪峰用让我们无论怎样使劲听也听不清楚的浙江土话讲鲁迅的作品和人品；

胡风每每上课必定带着夫人梅志，师娘当年漂亮得像电影演员，让年轻的学生不能聚精会神地听课；

罗曼·罗兰的学生李又然，不知他为什么每次在讲课前，总要穿裙子的女同学把腿并拢些，他讲课的语言，像他的散文一样精练、准确、优美；

艾青对同学严厉得有时要骂人，他听说有人对中国诗歌传统不够重视，就在课堂上火冒三丈：“母亲就是长得丑你也得喊她娘⋯⋯

附记：节选自孙肖平《清明》2001年第5期。

赵郁秀：《完全扭转了对他的偏见》

1953年9月7日，中央文学研究所于北京鼓楼东大街103号红油漆大门内新建的教学楼举行了第二期学员的开学典礼。

⋯⋯我们开学，郑振铎第一个登上了讲台。他的古典文学课，持续两个月，先后共四讲——第一讲：为什么和怎样学古典文学；第二讲：中国古典文学的诗歌传统；第三讲：中国古典文学的戏剧传统；第四讲：中国古典文学的小说传统。这之中穿插有：李又然讲《诗经》；游国恩讲《楚辞》；冯至讲《唐诗》；阿英讲《元曲》；宋之的讲《西厢记》；聂绀弩讲《水浒》（一共四讲，每周一讲）；连阔如讲《水浒》人物塑造；路工答问《水浒》的真实性和人物性格；11月15日由冯雪峰对历时月余的《水浒》学习、研讨进行总结……王亚平讲民间文学和地方戏曲⋯⋯

今天，我翻阅这些讲义，那泛黄的白纸现出的钢版刻印的蝇头小楷字字清晰，而且，错漏字像米粒大的校字，也工工整整，真不亚于今天的电脑打字。当年，不仅有讲课讲义，而且，还有《诗经》《楚辞》《唐诗》《元曲》以及希腊史诗、戏剧等油印本。教务处的速记员王伟，整理文稿的许显卿、朱靖华、王文迎等以及刻蜡版的老先生们，该付出多大的心血呀！

同游国恩先后讲《诗经》的李又然是本所老师，曾经留学法国，罗曼·罗兰的学生，举止行动也带洋味。他的夫人是本所第一期第二班学员、时任《文艺学习》编辑，辅仁毕业的北京青年，刚生一女孩，家里总挂着窗帘，谁也不敢进去。传说他是延安时被称为萧军、塞克等“四大怪”之一。但是，听他讲了一堂《诗经》，使我们完全扭转了对他的偏见，同时也明白了中国留洋者，大多是从小读四书五经、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后来，他讲罗曼·罗兰，更使我们佩服了。同这两位“讲经”老师迥然不同的是郑振铎。他，高大魁梧，戴着深度眼睛，一身毛料中山装，俨然政府官员，但是，他放开洪钟似的声音讲课的时候，又纯是西谛学者风度，皮包桌上放，很少打开看，一、二、三，A、B、C⋯⋯小节大题、条理清晰、满腹经纶、无一废话，11:30准时下课，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部活字典。

附记：摘自于赵郁秀《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一书（属于内部资料，非公开发行品，2000年10月第一次印刷）。“他的夫人⋯⋯刚生一女孩”一句，原为“他的夫人是本所工作人员、复旦毕业的上海青年，刚生一小孩”是错误的。

九

文学数字谜。有人一分钟、一个字地算计过家父李又然在中央文学研究所的课时和讲义；公木、沙鸥之流为此可怜地写所谓讽刺诗在《人民日报》《文艺报》《诗刊》上发表，应景同时为保全自己，对李又然实施落井下石。也可以说，整人的人对于挨整的人采取的办法就是文学数字谜——每一分钟、每一个字地算计挨整的人在中央文学研究所的课时和讲义。这样维吾尔族少女辫子多，有多少顶帽子也会给你扣上，左派、右派都是一个你。

现在，几十个人的回忆，几十万字的记载，《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一书（属于内部资料，非公开发行品，2000年10月第一次印刷），却很少有人写到当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师生抗美援朝以及赴桂土改时的经历。在我搜集到的所有文字中，作为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第21团暨广西省委直属部门干部混编土改工作团第二团成员的陆地、胡昭二人，他们回忆得最多：亲切而翔实，直接而可信；将此文收入文集的也是陆地、胡昭。

陆地：《这里冬天如春季》

新中国成立初年——1951年的冬日，中央直属机关单位组成的土改工作团，一行名人、专家，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教授、讲师以及男女学生等百数十号人，南下广西边地，来参与广西省委直属部门干部混编土改工作团第二团的工作（广西省于1958年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土改工作团，选定于省会南宁市郊的邕宁县第十三区人民政府所在地老口圩，临时驻地坐落在对河岸边一座孤立的村小学校旁边的居民点麻子畲村屯。

从这儿，左，江船可通至睦南关（友谊关）、龙州的左江；右，航程能达百色州府（百色市）的右江——两大江河的交汇码头，故得名称“老口”，它是闻名遐尔特产良种鱼苗的供销圩场。

土改工作团的负责干部是来自北京即中央的：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处长胡绳（马列主义理论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央宣传部教育处处长吴寄寒（笔名吴江）；全国文联戏剧家田汉（《国歌》的词作者）、安娥（《渔光曲》的词作者、田汉夫人）；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徐毓；中央文学研究所教授、诗人李又然；还有，全国文联的诗人艾青，画家李可染、张光宇，音乐家江定仙；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亚洲北京总会秘书长唐明照（后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等等，分别担任正、副团长和各中队正、副队长的名分。本地干部——广西省委的人，有：广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宏，广西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处长肖寒，广西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谢芳春，广西省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陆地，等等。

工作团的工作区，分布下到各乡各村。第一中队胡绳、吴寄寒领头到扬美、下楞的乡镇；第三中队艾青、唐明照、陆地和张志民一道，在和安、华安、灵湾村和石埠镇等。全区村镇濒临大河；和安、华安两村一带为橄榄树林植被所覆盖，林木浓绿茵翳，枝干银白光洁。呈现一片幽雅宜人的风光，大大令人叹为观止。此时，正值北国数九寒天季节，冰天雪地。不想在此南方却暖和如春。诗人艾青灵感敏捷，脱口沉吟：“不必为我寄寒衣，此地无冬如春季。”乐得大家哈哈欢笑，引起同感共鸣。

再说，此处不仅每年春汛水暖，适宜孵化鱼苗而引来远地贩苗行商聚集采购的热闹，并且另有民间歌谣野趣的习俗，引人喜闻乐见。饮誉全国的《刘三姐》歌剧那场脍炙人口的对歌，其中一组为人传唱不衰的曲词，就是吸取此地平民百姓素所耳熟能详的曲谱。

记得土地改革运动闹了半年之后，广大贫下中农次第从奴隶翻身成了主人。北京中央的来人，即将北归京华之际，主客在车站月台握手依依话别，一位燕京大学女学生薛传钊，情不自禁，意味深长地面对敬重的新知友好，悄声吐露衷心的话：“我⋯⋯人家真舍不得这块美丽的南方啊！”

不好否认，就因这句无奈惜别的心声，竟成了牢记在心的人十年之后，酝酿绽开灵感之花，文苑上呈现一部借以为名而被人传诵的长篇小说。

瞬息半个世纪过去了。1997年，一位正在要着手撰写“郊区志”的覃芝馨学人，接受区长罗世敏同志的拟议，将要在郊区开发度假村作为旅游景点，并且兼建培养青年一代文艺人才的“创作之家”，以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事业的同步发展。特意邀我——过时的老人一道，趋赴胡绳等文化名家当年在那儿留下足迹的扬美古镇，追踪览胜。古镇换新颜，千言万语都难道尽世态的沧桑。

附记：摘自于陆地著《乡谣·序》（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